本网通讯员 王传锐 编辑 王秀华

　　我家兄弟姐妹5人。姐姐早两年读了大学。“文革”开始后，我高三，二弟高一，三弟初二，妹妹初一，都成了“老三届”学生。

　　1969年4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开始动员“老三届”支边。6月初，北京军区内蒙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的几位现役军人来腾讯体育招人，并在县人民大会堂作报告介绍兵团情况。我和二弟传林去听了，觉得兵团类似部队，挺正规，锻炼人，就决定报名去内蒙。这几位军人住在县招待所，离我家很近。他们说兵团是军队编制，没有工资，而且连队不许谈恋爱，说我岁数太大，去兵团不合适。接着黑龙江莲江口农场也来招人，当月我就报名去了莲江口农场。与我同班的5个女同学也和我一起去。二弟迟两天去了内蒙生产建设兵团。我和二弟走后，黑龙江梧桐河农场也来招人。三弟传凯对父母说：“我身体虚弱，不支边将来也是插队支农。我这样的身体，一天估计只能挣2工分，自己都养活不了。到黑龙江梧桐河农场支边，好赖每月有32元工资。”父母同意了。就这样，半个月时间内，三兄弟先后离开父母，支边去了。

　　莲江口农场是由劳改农场改造过来的，大部分是水田分场，小部分是旱田分场。我们被分到六分场，是一个水旱结合的分场，有3000亩水田和1.5万亩旱田。农场是团级单位，分场是营级单位，领导机构都设革命委员会。分场下面设连队，我分在水田连。比我们早到的知青基本上是佳木斯五中的初中生。我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岁数大，勤劳肯干，很快受到提拔，到农场半个月后任班长，半年升排长，一年半升副连长。因我家有所谓“历史问题”，我入不了党，上不了大学，在副连长的位置上一直干到1979年2月“病退”返城。

　　由于父亲的原因，我更坚定了扎根农场的决心。1974年，经人介绍，我认识了温州女青年影兰，并于次年春节回家探亲、结婚。返回农场后，我以场为家，过起了农家生活：春天在房后开出一块自留地种蔬菜；夏天在屋前脱坯，盖草屋当储藏室；秋天到草甸打草，用于烧坑取暖；入冬，用报纸将窗户缝隙糊上，用砖头将朝北的窗户砌上，中间用锯末堵死。由于我们没经验，窗户堵得不严实，在凛冽的西北风肆虐下，窗沿边结上了一坨厚厚的冰疙瘩。

　　南方人在北大荒安家、生儿育女，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1975年12月，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爱人难产，多亏总场医院郑副院长顶着严寒上门接生。由于父母不在身边，月子里没有老酒，也没有老家那些补月子的食物，只能偷偷(农民不敢卖，当时这属于投机倒把)去附近小屯买一毛三一个的鸡蛋。记得生第一个孩子时，一个月子用掉了近400个鸡蛋，花光了我们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积蓄。第二个孩子是1977年芒种在总场医院出生的。医生建议，一天一个鸡蛋就够了，吃多了吸收不了，但除了鸡蛋又能吃什么？

　　孩子满月后，就被送到分场托儿所。一个孩子一个摇篮挨个挂着，哪个孩子哭了就摇几下。正如民谣说的东北三大怪：“大姑娘叼着个大烟袋，窗户纸糊在窗户外，生个孩子吊起来。”早上起来吃早饭时，两个孩子坐在坑边，大人一口，两个孩子一人一口。往往大人还没吃饱，上班时间就到了，只得撂下饭碗饿着肚子送孩子去托儿所。出工干了一个多小时，又得赶回托儿所给小孩喂奶、喂食，再去上班。

　　当时，旱田连副连长张玉亭也在六分场安了家，并有了孩子。记得成家后在农场过的第一个春节，我们举目无亲，便和张玉亭夫妇商量，合起来过年，除夕夜去他家守岁，大年初一来我家庆新春，也如家人团聚，聊慰思乡之情。

　　和我同班的几个女同学出去时就已二十三四岁。由于当时返城手续难办，不管是有对象的，还是没对象的，她们都属没有户口的“黑人黑户”。在当时一切需要票证的情况下，“黑人黑户”意味着没有一切凭票供应的食物和生活物资。嫁人后，其子女也是“黑人”，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为了摘掉“黑人黑户”的帽子，她们绞尽脑汁，甚至以“病退”为由争取返城。

　　1979年2月，返城潮已势不可挡。我也开始为返城努力。分场陆主任要我留下，想提升我为连长，把分场3000亩水田给我管理。强烈的思乡之情使我拒绝了他的好意。然而，我除了有点近视外，没什么毛病，原来的先天性心脏杂音也因劳动自愈。一鳌江知青拿出一张不知从哪里弄到的胃下垂X光片对我说：“我有两个‘病’，这个‘胃下垂’给你。”就这样，我们一家四口人像要饭似的，以“病退”为由回了老家。那年我已34岁，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就这样留在了北大荒。

　　一到家，母亲就指着我的裤子说，“现在的人已不穿带补丁的衣服了。你穿这样的裤子是会被人笑话的”，接着临时给我买了条裤子。由于找不到工作，我们四口人在家“啃老”，全家好不容易有所改善的生活一下子又陷入了贫困境地。幸好回城后我赶上了招工考试，被分配到山门税务所，成了税务所的会计。1981年，我被推荐为温州市先进工作者，出席温州市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后又通过电大在职学习，考取了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先后在税务部门和检察部门工作。

　　二弟在去内蒙前写过支边决心书，并在县有线广播站播出。县广播站记者还来我家拍照，让二弟与父母合影。在内蒙兵团，他除了每天出操、出工干各种农活、搞野外拉练等，还一直坚持俄语学习。一次，他回家探亲，到椒江拜访已改教英语的原平一中俄语老师叶庆芳。叶老师听说他仍在坚持学俄语，感动地说：“我教了一辈子俄语，实际上只教出了你这一个学生，但你的听力须锻炼。我这里有俄语留声机唱片，我已没有用了，全给你。”那一年探亲回兵团，别人带的是吃的，二弟带的尽是俄语唱片、工具书。二弟到兵团后，从未动过离开兵团的心思，什么病退、困退，他从不考虑。可他却在返城潮开始前的1977年因妻子的关系被调到了河北保定满城县。高考恢复后，他高分考上南开大学，凭着过硬的俄语功底，在该校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学习，专攻苏联经济，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北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三弟在黑龙江梧桐河农场三分场，由于身体单薄，干农活很吃力。领导调他到机耕队工作。三弟喜欢摆弄机械，从此与机械结下了不解之缘。场里机械坏了，队长就让他修理。三弟因此在机械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翻地、耙地最忙的时节里，三弟经常打夜班开拖拉机耕地，而且往往连轴转。后来，他终因体质差，于1974年病退回乡。返乡后，他在水头社队企业从事机械技术工作。当在水头税务所当会计的父亲退休时，三弟不曾承父业，而是去平阳县机械厂当了一名技术员。由于三弟勤于钻研，技术过硬，退休后仍受聘于私企，老有所为。

　　人生如白驹过隙，弹指间已垂垂老矣！已故父母当年在子女支边问题上的豁达心态，影响着我们三兄弟的人生态度：通情达理，努力向上，热爱生活。支边虽然耽误了我们几年青春，但经过努力，我们最终都能如愿以偿，从事适合自已的职业，也算是人生无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