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清孝 编辑 王秀华

　　我在12岁读小学五年级时开始学写信，还是跟我父亲学的。那几年，父亲在腾蛟工商联任秘书长，常有会员或邻居、朋友来找他代写书信。我有时会在一旁听着看着。父亲边写边对我说，“信上的字要写工整，话语要简练，不要写错别字”，还说，“在写信封时，收信人的姓名和地址一定要写准确，不然这封信就无法投递而被退回”。父亲的教诲我铭记于怀。

　　记得我写的第一封信是替邻居一位老人代写，给她青街娘家的。说的是托家人买几斤笋干,寄来给她。信是写好了，而我在信封上写收信人的地址时却大意了，将青街的“街”字写成了“皆”字。信寄出去后，我心里总是觉得不踏实，便问了父亲。父亲告诉我，“咱平阳全县只有北港片一个青街乡，你写的‘皆’与‘街’字是谐音，兴许投递员会明白”，但我还是忐忑不安。没过多久，老人收到了娘家寄来的笋干包裹。我这才放下心来。

　　我写的第二封信是替我的姑婆代写给她的儿子(即我表叔苏尚超)的。表叔在清华大学读书。我知道清华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姑婆今天叫我写的这封信非同寻常，我得用心写。于是，我把姑婆对她儿子说的话一句一句地先记在草稿纸上，念给姑婆听了，见她满意了，再抄入信纸。接着，我照着表叔来信上的地址，工工整整地抄写到信封上，再把信送到邮电局，将信封口糊好，贴上八分邮票，投进邮筒。约摸过了个把月，表叔来信了，收信人竟写上了我的名字。信内装有两张信纸，一张是由我转交给他母亲大人的，另一张是给我的。字不多分量重，他夸赞我小小年纪信就写得这么好，鼓励我用功学习，以后也去清华读书。我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心里感激他对我的鼓励和期望，钦佩他对母亲的一片孝心，羡慕他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表叔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工作。几年后，我在上海警备区某部当兵。我和他常有书信往来。记得一次，我出差到上海时，还抽空去拜望了他。后来表叔调回温州，我和他仍时有联系。我深深记得，1983年3月，我俩在温州人民大会堂相逢，一起出席温州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1966年冬，我担任部队的连部文书。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不少战友在填写军人登记表时，连名字都写不好，有的战友还悄悄找我帮忙写家信。我思忖着：我当过教师，我必须重上“三尺讲台”，为这些战友当回老师，教他们读书、识字、写信。于是，我组织了三十多名战友，利用周日或晚间闲暇时间耐心地教，战友也刻苦地学。“功夫不负有心人”，持续了一年时间，这班战友不仅能自己给亲人写信，还能写学习《毛选》的心得体会了。

　　1968年春，我调任营部文书。一次下连队蹲点，在开展军民联防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活动的那一个月，因连队营房紧缺，我和营部王政委的住宿被安排在附近渔村一应姓渔民家里。忙完回到住宿后，闲不住的王政委不是坐到灶膛前拉风箱，帮大嫂做饭烧菜，就是跟着应大哥去海边把堆放在渔船上的渔网扛回家修补。我或是去远处挑水，把水缸盛满水，或是领着他家的三个儿女唱军歌。1969年3月，我退役离岛那天，应大哥抱着5岁的小儿子匆匆赶到码头，噙着泪花为我送行。惜别后，他常叫儿女给我写信，我也总是及时回信。直到他家安上了电话，我们才画上了“鸿雁传书”的句号。后来，他让他的儿子到我家做客，我也在2003年初夏专程上岛看望他。不知不觉间，我与应大哥的交情已长达五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