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新祥 编辑 王秀华

　　张鋆(1891年1月27日-1977年12月27日)，字伯鋆，平阳县鳌江镇人，当代著名医学教育家、解剖学家，曾任中国解剖学会理事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主编了我国第一本解剖学统编教材《人体解剖学》，为我国医学和解剖学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

　　东渡扶桑弃武学医

　　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1月27日)，张鋆生于浙江省平阳县小南乡(今鳌江镇)孙家垟村，父亲张邦安、弟弟张镕(原广西医学院院长)。张邦安读过几年书，为人正直本分，在鳌江镇上一家商店当店员。张鋆11岁时，其父卒于霍乱。此后，全家迁往临近鳌江镇的东河村，其母依靠缝补、浆洗供全家度日。

　　张鋆自幼聪慧，4岁即能朗读堂屋中的对联，深得其父挚友(鳌江公学陈仲芸先生与王理孚先生)钟爱，陈仲芸还免费教他读书。这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满清朝廷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陈仲芸的教导下，张鋆深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含义，幼小的心灵萌发了长大当海军的志愿。他希望能指挥战舰、雪耻国恨，镇守海防、报效国家。

　　私塾教育结束后，张鋆顺利考入平阳县高等学堂(高小)。1904年，他以优异成绩在该校毕业。陈仲芸爱学生胜过己子，鼓励张鋆东渡日本留学。当时张鋆身无分文，清贫的陈仲芸不仅倾囊相助，还亲自组织募捐，为其筹款。1905年春，张鋆带着乡亲们资助的100银元，怀着救国大志，东渡日本求学。

　　抵日后，张鋆先在东京海成中学读书，主要学习日语及数、理、化知识。1906年，他以各科均优的成绩毕业后，决定报考海军专业，但数次努力均告失败。那时，一般涉及军事的专业，日本学校均不收中国学生。张鋆从武报国的理想破灭后，在“医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下，决定学医。

　　1906年，张鋆考入日本慈惠医科大学(该校以日本皇后之名创办，颇有来历)。1868年，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改革(明治维新)，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实行“兼收并蓄”的政策。日本天皇创办的东京帝国医科大学属日德系，日本皇后办的慈惠医科大学属英美系。该校延聘英美籍教师，采用英美教学体系，并全部用英文授课，因此，张鋆虽在日本读书，接受的却是英美式的教育，这对他日后的成长颇有裨益。他回国后曾任教于多所学校，不论是“东洋”派，还是“西洋”派把持的学校，他均能执教。

　　张鋆刚留学日本时不是官费生，因缺乏经济来源，除设法干零活外，他还帮助富裕的中国留学生整理、买菜、做饭，以补贴开支。后来，虽然张鋆通过考试取得了官费生资格，但仍坚持勤工俭学。当时，张鋆仅16岁，身材瘦小，却每天要比别人起得早，睡得晚。6年的时间里，他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

　　献身医学勤于育人

　　1911年，张鋆在慈惠医科大学毕业。辛亥革命爆发，张鋆当即返国，他在家乡做了一年多的耳鼻喉科医生。在那个医生极少的年月，要维持小康生活并非难事，但在“自强维新”“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下，他还是于1913年远离家乡，到江西医专任教，开始60余年的医学教育生涯。

　　1915年，张鋆在母亲的催促下，与家乡姑娘余韵芳结婚。余氏生于小康之家，其祖父思想开明。她从小不缠足，能读书识字，婚后对张鋆的帮助很大。之后，张鋆应聘去河北保定，在直隶医专(河北医学院前身，原为清末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创建于天津)任教。1915年，该校随河北省会迁到保定，于当年10月招生，学制4年。张鋆到校任解剖学教员时，该校实际处于草创之际，师资尚缺，资金匮乏，每年仅能招收一个班的学生，处于勉强维持的状况。张鋆不吸烟、不沾酒、不摸牌，全身心致力于教学和学校的建设工作。虽然他教龄不长，但治学有方，深得学生爱戴、校方器重。

　　1921年，张鋆得到洛克斐勒氏基金会资助，由学校保送赴美国哈佛医学院进修，在著名解剖学家W.H.Lewis的指导下专攻人体胚胎学。

　　1923年，张鋆进修结束。如期返校任教后，除教解剖学外，又新开了人体胚胎学课程。此时，张鋆已积累了10年的教学经验，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他国文功底深厚、逻辑严谨、表达力强，且精通日、德、英文字，讲课时能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枯燥的解剖学等课程经他讲授，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他在黑板上的画图堪称一绝。他授课时很少带挂图，讲到需要图象表示的内容，便随手在黑板上画出来。德国著名解剖学家Sobotta编写的《人体解剖图》为三大卷彩色图谱，是腾讯体育通用教材。张鋆不用带挂图，也不看书本，只用彩色粉笔两手并用，便能将该书图解准确地画在黑板上。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每堂课前必要口试，并将成绩记入成绩册。学生的作业及试卷，他都要求一一订正，不许丝毫马虎。因此，他的学生在学习中不敢有丝毫松懈，在校期间都打下良好的基础。中国现代著名解剖学家张岩、齐登科、王有琪、郑思竞等均出其门下。

　　1926年，奉系军阀诸玉璞入关，进驻天津，自任河北省省长，将教育经费挪为军费。不久，直奉军阀交战，战火蔓延华北，学校被迫停课。张鋆不得不离开倾注了十年心血的直隶医学专门学校，赴湖南湘雅医学院任教。次年，北伐成功，河北省议会决定河北大学复校，原直隶医学专门学校作为医科并入该校。张鋆应召回校担任了两年教员。其间，北方战乱频起，创痍满目，莫说教员薪金拖欠是常事，连教员的生命安全也成了问题。张鋆热切地希望和平，将其长子、次子分别起名为国维、国和，然而这不过是愿望而已。他不得不再次离开保定。

　　1928年，张鋆来到上海，在中国人办的第一所医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任教育长、解剖学教授。到校后不久，学校改建为国立上海医学院。建院伊始，行政事务繁重，许多工作，如人员安置、设备添置、人才培训等都要从头做起。他秉公办事、平易近人，颇得人心。张鋆还亲自担任人体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的教学工作，连标本模型的设计与制作、解剖学材料的收集与保存都亲自动手。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发动淞沪战争，摧毁了上海医学院的吴淞医学基地。次日，张鋆不顾生命危险，踏着战火余烬，只身绕道赴吴淞，抢救残存的切片、模型、显微镜等公物，个人物品却一件没拿。那时正值寒冬，他一家8口靠借来的几条毯子才度过难关。为了不使学生失学，他四处奔走借用房屋，以维持办学。他还积极参加抢救伤兵和难民的工作，曾任上海愚园路附近一所伤兵医院院长。当时，伤兵和难民大量涌来，经费、人力都很缺乏，张鋆一面抢救伤员，一面四处奔走募捐。

　　1933年，张鋆再度赴美，在纽约大学理学院生物系和卡内基研究所主攻人体组织学。其间，他当选美国解剖学会正式会员。他连续发表了有关胚胎心脏、心血管、心中隔及瓣膜的发生等一系列论文，如《10-15毫米猪胚瓣膜的作用》《胚胎心中膈的发生》《肺静脉的起源》《心瓣膜的位置及其与血流的关系》《软骨鱼血细胞的培养》等。1934年，他回到中国，在上海任教。尽管时局动荡，他仍在工作之余潜心科研，先后在国内刊物上发表《怎样教解剖学》《培养组织之创伤治疗》(中国最早的组织培养文献之一)等论文。

　　1937年，张鋆率先将组织培养方法介绍到国内，同年发表了《关于淋巴细胞近年来研究之鸟瞰》一文。抗日战争前夕，他一边组织师生、员工去重庆建校，一边在上海坚持办学，收容失学青年，将其带往内地。“八·一三”战争爆发时，张鋆正患急性阑尾炎，无法撤离上海，且他当时是上海医学院的实际负责人，大量的行政事务也不容他脱身。为了学校的生存，他忍辱负重，即便穷得连理发钱也要掂量，却不受敌人拉拢，坚守着民族气节。

　　1940年，张鋆在《美国解剖学杂志》上发表了“脂肪细胞的发生”一文。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中国率先开展建立组织培养技术，在脂肪细胞的发生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1941年，张鋆与他的助手齐登科在《美国人类学杂志》上发表了反响剧烈的论文《中国人脑沟回的模式》，驳斥了一些西方学者“中国人为劣等民族”的谬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身陷“孤岛”8年的张鋆将一所基本完整的医学院交给了国家。后来，他因派系倾轧被排挤出校，被迫出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上海分署专员的请求。1947年10月，张鋆毅然离开上海，来到北平，作为借用教授在刚复校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任教。他以娴熟的英语、高超的教学独自开设了人体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局部解剖学、人类学等课程，不到一年就被学校正式聘为主任教授，成为协和医学院解剖学系的第一位中国籍系主任。

　　创建学会学界泰斗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张鋆出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1951年1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接管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召开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北京市政府曾向协和医学院借房安置外地代表，抗美援朝期间又提出安排病床治疗志愿军伤员，张鋆欣然同意。60多岁的张鋆坚决响应国家号召，作为慰问团第一分团团长赴朝慰问，除支援志愿军购买飞机大炮外，还积极组织解剖学系的工作人员，亲自制做教学用的组织切片出售，并将全部收入捐给国家。

　　张鋆是我国解剖医学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为近代解剖学在我国的引进，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1951年，在协和医院举办全国性的中级医专解剖教授进修班；1954年，为中级医士学校编撰解剖学教科书；后又以培养中高级医学人员为目标，举办数届地方和军医大学的“高级班”，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中、高级解剖专业人才。

　　1960年，由他主编的《人体解剖学》出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高等医学院校的统一教材。1962年，他被任命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实验医学研究所所长。他还是中国解剖学会的创始人之一，长期任理事长，兼任《解剖学报》主编。

　　从1958年至1970年，张鋆一直担任中国医科大学教授、系主任，亲临教学第一线，讲授局部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体质人类学四门课程。他结合教学实践，积极进行30多项卓有成效的科研课题，有关论文主要有《巨噬细胞的免疫组织学研究》(1951年)、《肝脏再生的实验研究》(1956)、《人体锥状肌演变说》(1957)，及《肺静脉的起源》《脂肪组织的发生》《皮肤创伤后的组织变化》《培育组织的创伤治疗》等。

　　在学术上，张鋆有许多开创性建树。他率先将组织培养技术引进我国，通过这种实验，能鉴定病菌等微生物，大大推进我国医学的进步。1952年，苏联的“活质学说”流行一时，不容置疑。张鋆正主编《中国解剖学刊》，仍能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发表了我国学者的不同观点。上世纪60年代，朝鲜有人声称发现了经络“小管”“小体”。张鋆认为不可信，认为不过是淋巴结。事实证明了他的观点是正确的。1985年，他的学生在第十二届腾讯体育解剖学大会上发表了中国人民独立发现的成果，修正了近百年来对脑、脊髓结构原则的认识。

　　名满天下不忘故里

　　张鋆以医学名世，勤恳教学，生活朴素，乐于助人。他是中国解剖学会的创始人与领导者，也是北京市第一至第五届人大代表，全国第三、四、五届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常委。

　　少年时曾资助他上学、留学的陈仲芸老师去世后，陈仲芸之子陈再华在广东被军阀逮捕，他多方营救。陈再华就义后，他接济陈家三代孤寡，直到最小的孩子成家立业。

　　张鋆任教期间，重事业，轻名利，毕生扑在培养人才的事业上。60余年的医学教育生涯，他培养了难以计数的学生，培养出一代又一代著名的医生、专家、学者、教授。

　　1977年，他以87岁高龄，扶杖出席中华医学会座谈会，积极建议恢复中国解剖学会。正当他准备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却因病住院，随之卧床不起。同年12月，病危的他拉着解剖学会负责人的手说：“要积极恢复学会，不要让学会在我们手上断线。”他为中国解剖学教育奋斗60余年，取得科研成果30余项。1977年12月27日，张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翌年1月11日，张鋆同志治丧委员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举行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在京名流均前来参加。之后，其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张鋆是从平阳走出的老一代科学家，是我国著名的解剖学拓荒者，医学泰斗。他生于平阳，长于平阳，少年受教于乡贤陈仲芸、王理孚，是在外成就较高的平阳籍名人之一。他是平阳人民的骄傲与自豪。至今，他的曾孙起命名为张浙平、张浙阳，“平阳”二字深深表达了张家子子孙孙对故乡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