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通讯员 金新苗 编辑 王秀华

　　高头大马，十里红妆，八抬大轿，凤冠霞帔。红烛摇曳，盖头掀起的那一刻，奶奶愕然。那日隔着纱帘看到的，分明不是眼前的这人。

　　爷爷淡淡地回了句:“是本人。”

　　西厢房的红烛久久未灭，闪烁着，烛泪逶迤。她坐着，一直到月亮落下，东边泛白。

　　天亮了，她咬了咬牙，推开了门。全新的日子开始了。

　　老祖父弥留时将她叫到跟前:“这偌大的家业，以后就拜托你了！”

　　大家跟着老祖父的目光，庄重地看着她。

　　窗外，光线暗淡，已经黄昏。蒲公英从青石板的缝隙中钻出来。白色的花开在细细的雨中。朱门斑驳，雕廊画栋泛着灰白，映在暮色的微光中。雨水汇集在屋檐下的瓦当，溅起，散开，“滴答，滴答”。

　　她的眼里嵌着泪，缓缓地将头低下。

　　一九四六年，而立之年，她终于听到第一个孩子的哭声。此前，他们曾育过四个孩子。

　　他病了，全身浮肿，一按一个坑。全村的人都以为他快死了。

　　一九四九年，偌大的祖产被分配了。她看着那些人在原本是自己家的土地上耕种、盖房、生孩子，哭得比他还伤心。

　　一九五九年，她牵着四个孩子，背着刚出生的幺儿，挨家挨户乞讨。背上的男孩整半天都在嘬着薄薄的甘蔗。那艰涩的吮吸声，让她脚步踉跄。

　　一九六零年，粮仓大火，稻谷成了灰。他将谷灰拌着水吃下，不久，大愈。

　　一九六一年，她七岁的小姑娘，在小木椅上沉沉睡去，再也没有醒来。她将她干瘪的小身子埋在山后。杂草丛生的山坳又多了一个小小的土包。

　　一九六五年，她带着孩子们沿村叫卖。大的牵着小的，跟在她身后，连成一串，像糖葫芦，缓缓地，走过荒野，走过田埂，走过小溪，走进村庄。清明卖青团，端午是粽子，七月半卖九层糕，冬至是麻薯。她的手像是有魔术，朴素的稻米，做出了精致的食物，也撑起了一个家。

　　一九六八年开始，他们陆陆续续为五个儿子置备了新房。

　　一九七零年，他们廿七岁的女儿生下第三个孩子，不久，与世长辞。三年后，三个孩子有了新的妈妈。她去女儿家哭过，闹过。

　　一九八二年，二儿媳为他们添了个小孙女。次日，夭。

　　一九八三年，二儿媳殁，终年27。养子周岁，交予她抚养。

　　一九八九年，最小的孙儿出世。他们一共有八个孙儿、七个孙女。孩子们都叫她“阿婆”。

　　一九九三年，他领着小孙子去她那里吃饭。一老一小，走过杂草丛生的小河边，走过秧苗葱茏的稻田埂，走过小桥，走过路灯下的青石板，推开红漆斑驳的木门。四角的木桌上，花生酱是常备的。花生是石磨磨的，和着熟菜籽油，再没别的佐料。那浓浓的花生味纯纯的、香香的，入嘴便口齿生香。她从暗处走出来，为孙子夹菜，添饭。

　　一九九五年，她八十，他八十一。小儿媳去开公交车，她在家帮忙照顾三个孩子。一个五年级，一个三年级，一个一年级。

　　一九九六年，小儿子意外受伤，抢救。她在大殿的佛前跪了一宿。风穿过门缝，摇曳着昏黄的烛光，她瘦小的身影被拖得老长。那年她八十一岁。

　　一九九七年，他喜欢拄着拐杖，踱在人来人往的街上。她总是坐在小儿子租来的房子门口等他。

　　一九九八年冬月初四子时，他安详地合上眼睛。那一夜，特别冷。她坐在床边，流下一滴清泪。孩子们突然想起，她好像还没有流过泪。

　　远山清澈，盖着零星残雪。

　　一九九九年，她摔倒了。床板中间，大儿子凿了个口子，女儿经常侍奉在侧。

　　同年九月廿九申时，她悄然离去。小儿子附在她的耳边:“娘，我买房子了，您放心去吧!”

　　床头放着她的老花眼镜，两端是她亲手系上的老蓝色棉线。

　　后事操办，亦遵从遗愿，和他一样，一切从简。她的牌位上写着“彭城邑任氏安人”。没有人知晓她的名字，包括她的儿子们。

　　二零一二年，二儿子在老宅地基发现一个青砖砌成的小穴，里面放着一个小铁盒，打开是六个袁大头，有一枚分给小儿子。从此，这半个世纪前流通的货币便成了儿子们一家的护身符。

　　二十多年了，在那口老旧的木箱子里，有一个纸盒子，干净的白毛巾包着一件整齐叠好的老式汗衫、一副两端缠着老蓝色棉线的老花镜。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的耳畔总是响起那熟悉的声音。

　　阿苗，帮我剪下指甲。我看见她坐在床头，拨着念珠。

　　这个时代真好啊，男女都可以自由恋爱。我看见她坐在竹椅子上，摇着蒲扇，眼中闪着微微的光。

　　晚霞爬满了半个天。黑色的萤火虫停在黄色的丝瓜花上。青青的藤蔓缠绕着嫩白的小苦瓜。孩子们在跳橡皮筋，唱着稚嫩的歌。黛蓝的天空，淡淡的云朵，野草没过腰际。风拂过，露出二层阶梯墓。下一层，是他们的二儿媳。

　　走的人，并未真正离开。山间的云朵，天边的月亮、夏夜的星星、身上流淌的血液，还有心底的思念，都有根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