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孝平 编辑 王秀华

　　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的制度主要有三种，即世袭、推荐、考试。唐宋元明清士人要入仕当官，主要通过考试这一途径，称为“科举”，故旧志有《选举志》之目。

　　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一种考试制度，是隋唐之后中国古代社会特别重要的制度。科举制的诸多特征是经历漫长的演变过程才逐渐形成的，其内涵比较丰富。广义的科举指分科举人或设科取士，大略等同于贡举，起始于汉代；狭义的科举指进士科举，始于隋朝。著名学者徐连达、楼劲在《汉唐科举异同论》一文中有过论述：“科举制度肇始于两汉，最后形成于隋朝。”本文所提及的科举，均指狭义上的科举。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一书中有言：“六〇七年，隋炀帝定十科举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当即进士科……这是科举制度的开始。”

　　

万全镇象屿杜整“登科”牌坊 蔡新祥 摄

　　

　　从隋炀帝大业三年(607)进士科的创设，到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式停办科举，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前后延续了约1300年之久，即使是在唐末及五代十国中原板荡、干戈相向的大背景下，科举照样继续，这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科举制度是对过去所谓“以德取人”“以能取人”荐举制度的超越，是对血缘世袭和世族政治垄断的规避，这种公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人才选拔机制开通了寒门子弟进入仕途的渠道。

　　宋代是科举制度的成熟期，也是科举取士的黄金时期，大量人才通过科举被选拔上来，科举制的优点在这个时期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元代，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衰落时期，但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取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明清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科举是那时的士子荣身显达的唯一途径。这一时期，科举的整个流程已趋于顺畅，一切条制日臻完备。明清科举为三年一科，天下的“赶考者”要跨过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等几道山梁，才能攀登到“状元”之巅峰。

　　童试，即童生试，是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是读书士子的晋升之始，是科举阶梯的基础。应试者不论年龄大小统称为“童生”。明清时的童试包括县试、府试、院试三阶段。县试于各县进行，考前一个月由县署公告考期，由知县主持。本县童生要有同考者五人互结保单，并且有本县廪生作保，方可向县署礼房报名参加考试。若一人作弊，其余四人连坐。清朝时县试一般在每年农历二月举行，连考五场，内容通常有八股文、诗赋、策论等。为严肃考纪，清光绪间平阳知县汤肇熙曾特作《县试告示》。

　　

水头镇金塔村黄氏宗祠旗杆 陈锋 摄

　　

　　县试通过后才可应府试。府试由管辖本府的知府担任主考官，在农历四月举行，考试内容和场次与县试基本相类。通过县试、府试的，才有资格参加由学政主持的院试。

　　明清两朝，大多数时间中，院试每三年举行两次，院试取中者被称为“生员”，俗称“秀才”，可进入所在地官办的府学、县学就读。明洪武二年(1369)，“诏天下府州县立学”，时平阳州降为平阳县。明宣德元年(1426)，朝廷确定生员名额为“府学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即平阳县学之生员名额为20人。学政三年一任，到任后依次巡视所辖府、州、县学，第一年在温州府举行岁试，第二年在温州府举行科试。院试之后，平阳县令按学政发布的录取名单，通告新生戴雀顶、着蓝袍，汇集于县衙大堂入宴簪花。而后，县官率领新录生员到平阳学宫(今平阳县实验中学校园)，先绕泮池一匝，以示“游泮”，后经泮桥登大成殿拜孔子，最后到学宫明伦堂拜见学官。经过这一番的入学礼仪后，意味着新录生员正式入学，亦称“入泮”。据《厚庄日记》载，光绪十八年九月十二，“院试童场闻已揭案，李小湄(北港人)、王理孚(江南人)皆在列，旋得入泮”。

　　

青街李氏大屋“文元”牌匾 陈锋 摄

　　

　　参加院试而没有被取中者，通称“童生”；没有资格参加院试的士子只能被称为“童子”，而不得称“童生”。即便皓首穷经，学问渊博，后成为学者，可以称为“处士”，但亦不可称“童生”。清代小说家蒲松龄在《促织》中写道：“邑有成名者，操童子业”，“操童子业”即未取得秀才资格，没有功名，这样的人只能被称为“白丁”，还算不上读书人。这跟年龄的大小、学识的多少无关。现代著名学者齐如山在《中国的科名》一书里说：“学政取中，才算秀才，所有考不中者，都名曰童生。”

　　县试、府试、院试的第一名者都称为“案首”，平邑学子刘绍宽参加清光绪九年(1883)县试，即被取“案首”。秀才是一种身份，考上了秀才才算得上是读书人，才算有了功名，意味着进入了士大夫阶层，有免除赋税徭役、见知县不跪、不能随便被用刑等特权。秀才分三等：成绩最优者称“廪生”，由官府按月发给粮食，每人每月给廪米六斗；其次称“增生”，不供给粮食；三是“附生”，即才入学者。廪生和增生都是有一定名额限制的。入学后，经学政主持的科试合格者，方可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可被称为“生员”。成绩特佳的生员，有机会被选拔为贡生，成为国子监的学生，即“监生”。南湖旗杆内人黄步堂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出贡。贡生是正途所出，属于一种荣誉。

　　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乡试，是科举中的第一级考试，又称“乡闱”。乡试在省署和京城举行，每三年一次，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国子监学生)均可应考，主考官由皇帝钦点。考试分三场，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刘绍宽赴腾讯体育参加乡试，记曰：“初八巳刻入闱，坐号‘甘’字，初十申刻出闱。十一巳刻进闱，十三申后出闱。十四巳刻入闱，十六晚出闱。”据《清史稿》载，明清时期乡试考中的称“举人”，又称“孝廉”。每省应试考生盈万，录取的名额多则百余人，少则仅数十人。清顺治年间，朝廷规定浙江省的乡试中举名额为107人，大约30名应试的生员或监生中才录取一名举人。南湖旗杆内人黄步堂便于清咸丰元年(1851)乡试中举。

　　

今县实验中学“泮桥”“泮池”等学宫遗物 孔繁永 摄

　　

　　乡试中举称“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明史》记载：“三年大比，以诸生试之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乡试第一名称为“解元”，第二名称为“亚元”，第三、四、五名称为“经魁”，第六名称为“亚魁”，其余的称为“文元”。明洪武二十年(1387)丁卯科乡试，平阳县慕贤东乡江口人(今属龙港市)陈讷一举夺得解元。科场考试中举最为关键，成为举人就有了出身和俸禄，遂成为国家在编官员，就有了当官的资格，却不一定能当官。但举人的地位与秀才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故而分外难考，《范进中举》描写的就是范进中举人后因兴奋过度喜极而疯的故事。一旦中举，其父为太爷，本人为老爷，其子为少爷，故有“一世中举三世为爷”之说。

　　会试于乡试的第二年举行，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只有举人才有资格参加在京城贡院的会试，因考期在春季二月(清乾隆后改在三月)，故又称“春闱”。会试分三场，一场考三天，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考官，主考官称“总裁”。为确保考试的公平公正，朝廷实行考官锁院制度和考生糊名制度。会试被选中的，明代叫“会试中式举人”，清代称“贡士”，他们有资格参加殿试。会试第一名称“会元”。没有参加殿试或没有被选中参加殿试的，仍然是举人。

　　殿试是科举考试中最高级的考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一场复试，故称“御试”“廷试”。殿试在会试之后的次月举行，殿试只进行一天，只考时务策问，日暮交卷，答卷经受卷、掌卷、弥封等官员收存。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故贡士又被称为“天子门生”。殿试取为进士称“甲榜”，或称“甲科”，又因进士榜以黄纸书写，也称“金榜”，故考中进士又被称为“金榜题名”。庆元二年(1196)，平阳睦源人周茂良及侄子周励、周勉、周劼同登邹应龙榜，“一门同科四进士”，一时蜚声瓯江南北。

　　

明弘治《温州府志》温州状元名录 潘孝平 摄

　　

　　殿试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分别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一甲、二甲、三甲通称“进士”。明朝时，二甲、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清朝时传胪则专指二甲第一名。状元是三年一次全国统考的第一名，大魁天下，故有“独占鳌头”之美誉。南宋嘉熙二年(1238)，平阳城东柏垟人周坦状元及第，淳祐元年(1241)，又是平阳观美桃湖人徐俨夫高中状元，“六载联标两状元”，这在中国科举史上十分罕见。平阳水头三桥人朱嗣宗、朱熠、朱应举分别于嘉定十年(1217)、端平二年(1235)、开庆元年(1259)登武举状元，“一门同宗三状元”，驰誉朝野。

　　明英宗后惯例，殿试之后当场授职，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传胪大典之后，二甲、三甲新晋进士在保和殿参加朝考，俗称“点翰林”。朝考试卷分为三等，一等第一名称朝元。经朝考合格者，方可进入翰林院深造，称庶吉士。英宗之后，朝廷逐渐形成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基本格局。同时，形成了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的官场潜规则。

　　科举中功名之后，可以在宗祠前面立一对旗杆，这是封建社会中身份地位的象征。清代《儒林外史》一书里，就有“出贡竖旗杆”之说，意即秀才一旦取得贡生资格之后，就可在自己宗祠前面竖起旗杆，以示光宗耀祖。明代贡生有岁贡、选贡、恩贡、纳贡四类，清代则有六类。按照明清礼法等级规制，凡入国子监深造的贡生，才有资格竖旗杆，但旗杆上不能有“旗斗”。中举者，旗杆上可以置一个呈官帽状的“旗斗”；考中进士的，旗杆上可以置两个“旗斗”；高中状元的，才有资格竖三斗的旗杆。也有为旌表科举考试金榜题名者而立牌坊，例如，明成化元年(1465)乙酉科乡试，平阳县万全垟象屿人杜整中举，地方官员提名为其建“登科坊”，并由官府拨款赐建，以彰显荣耀。

　　这一种滥觞于隋，形成于唐，完备于宋，鼎盛于明，衰亡于清的科举取士制度延续了千年，使仕途的大门向莘莘学子开放。由隋唐到明清，没有哪一项制度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科举之路的艰难困苦，诚如梁启超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所言：“邑聚千数百童生，擢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数人为进士；复于百数进士，而拔数十人入翰林，此其选之精也。”

　　总之，在封建时代，天下学子渴望仕途腾达，实现从“朝为田舍郎”到“暮登天子堂”的华丽蜕变，唯有通过科举这一种途径。多少学子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寒窗苦读，三年复三年，久困场屋。也有学子热衷功名，到头来演绎一出如范进一般喜极而疯的悲剧，徒留一把辛酸泪。历经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一路闯关夺隘，到最终登顶高峰，实现金榜题名的学子，毕竟是凤毛麟角的。真正能像孟郊“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般酣畅淋漓的，真正能像白居易“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般风流倜傥的，天下有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