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红

　　我从小出生在农村,父母都出生于三十年代末的贫苦家庭，真实经历了“瓜菜代”的年月。父亲在半工半农中考取了师范学校，毕业做了一名乡村教师。母亲没上过一天学，主内又持外，与父亲一起挑起了十几口人家生活的大梁。

　　我的家，从草屋到旧校舍、居舍，一家人的生活变迁由此可见一斑。兄妹四人，我最小。1972年出生那会儿，正赶上父亲盖的不足三十平米的两间泥草房，还没来得及抹好一指宽的墙缝。我八岁那年，房子实在住不下六口人，父亲便在乡里买了三间学校废弃的旧校舍。东挪西凑，房款也没有一次性付清，只好每月从父亲仅有的四十五元工资里扣除一部分。六口之家，仅有父亲的工资维持生计。那几年，日子捉襟见肘，举步维艰。待房款还清，大哥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大哥结婚那年是1985年，我刚好小学毕业。家里为了给女方彩礼钱，以及购买结婚用品，又进入了债台高筑的日子。哥嫂婚后，七口人生活在一起。那时，农村有电视的人家不多。每天晚上，嫂子都会去邻居家看电视，每次回来，脸色总是不悦。常常第二天早晨也不起来做饭。日子久了，哥和嫂子就会争吵。父亲一口一口地抽着闷烟，沉默不语。

　　那年冬天特别冷。到了腊月，年味儿一天比一天浓。我也整天美滋滋地期待能穿上一身崭新的衣服。一天晚上，父亲沉郁地对我们说：“今年家里困难，过年只能给每人做一条裤子。”我内心颇为失望。

　　腊月二十八那天，外面寒冷刺骨。父亲一大早坐上了去往县城的客车。我们谁也不知道父亲去县城做什么。他回来的时候天色已黑，风尘仆仆地扛着一个用四方花被包裹着的东西，身上、头上落满了雪，帽子和衣领也挂满了白霜。父亲小心翼翼地把包裹放下，深深喘了好几口气，看样子像走了很远的路。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一台红色14英寸北京牌黑白电视机展现在眼前。这个“惊喜”高兴得我手舞足蹈，那是那个年代我们梦里才有的奢望。

　　年三十晚上，我们一家人有说有笑地围在电视机前看春节联欢晚会。电视里的小品段子逗得我们哈哈大笑，一直看到节目结束也舍不得离开。

　　直到几年后我才知道，父亲为了哥嫂和睦，特意托人在县城商店赊了那台电视机。在坐车回来的路上，车开到一处陡坡，雪天路滑，刹车失灵，车不由自主地滑向路边的陡崖处，车上的人都惊慌失措。幸好车在距崖边不到十公分处停了下来。几十米的深崖见不到底，车辆原地等待救援。父亲怕家里惦记，背着电视在大雪里走了几十里的路。为了还清买电视赊的账，父亲的负担难免更重一层。正因如此，落在父亲肩上的“雪”，很久都不曾化过。

　　之后几年，父亲讲起那次“车祸”还心有余悸。而那时的我并不解其中滋味。多年以后，我才猛然忆起，那些年的春节，父母从没添过一件新衣，而父亲那身中山装早已洗得发白，袖口处被母亲补了又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