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廷斋

　　我第一次见到刘英，是1939年7月在浙南平阳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我们宁绍特委以杨思一为首的四位代表，于7月18日(或19日)到达党在温州市内的秘密联络站。翌日黎明，在省委秘密交通的引领下，乘小船离温州，下午四五点钟到达平阳境内的一个小码头，旋即弃船上岸，迅速进入山区。越前进越是小路崎岖、山峦重叠，边走边使人意识到脚下正是红军坚持三年革命战争的浙南游击根据地。快接近目的地时，黑暗中遇到了浙南特委布置的几层秘密岗哨的盘问，使人感到这里仍保持着严密的警戒。晚上九十点钟，我们安全到达党代大会会场所在地——平阳马头岗村。刘英已经与省委其他同志一起,先期到达这里。我们进村后，交通员把我们直接领到刘英的住处(一个群众家里)。刘英见到我们按时安全到达，很高兴，握手慰问，交代工作人员迅速为我们准备晚饭和安排住处，嘱咐我们很好休息，以便消除疲劳开好会议。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平易近人，亲切热情，使人感到接待我们的是同志和战友，不是让人望而生畏的首长。因此，我这个幼稚无知的青年党员一扫习惯的拘谨。

　　7月21日，党代大会开幕。大会开了20天(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间是1939年7月21日至30日)。期间，刘英代表主席团致了开幕词，又代表省委做了政治报告和两年来浙江工作的总结，主持新省委和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最后致闭幕词，宣告大会胜利结束。在这短短的20天里，他在会上的讲话和举止行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受到极大的教育。

　　刘英同粟裕一起，在远离中央、孤悬敌后的险恶环境中，高举红旗，转战闽浙边区，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在“七七”事变之后，他们又胜利地实现了两个很大的转变，即由十年苏维埃土地革命转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红军的武装斗争形式转变到抗日救亡运动的公开合法斗争的形式。这是多么不容易啊！

　　刘英思想敏锐，立场明确，在他的生动、风趣的语言中，充满着斗争的经验、胆识和魄力，使人听了感到振奋。

　　刘英作风民主，善于团结各方面的同志一道工作。当时浙江省委的领导成员中，有中央红军的领导同志，有长期坚持白区工作的老干部，有闽浙边红军游击根据地的老战士,有在国民党监狱中长期斗争、抗战后才出狱的共产党员，有工农同志,也有知识分子。刘英把浙江党组织的几个部分和来自各方面的领导骨干团结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浙江省委，胜利地开展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种斗争和党的建设工作。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刘英很注意革命队伍中新生力量的成长和培养。当时在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各个特委的领导骨干，其中很多人都是象我这样的“初生牛犊”。刘英热情地关心这一代新人，大胆地信任和使用我们，激励我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去战斗。

　　刘英与当地群众关系密切，他在党和非党群众中威信很高。会议期间常有群众来访，他总是挤出时间与之倾谈。来访群众有的叫他“首长”，有的则叫他“可夫同志”，都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老称呼。可见这些群众同他是老关系。

　　党代大会一结束，我们即告别浙南，回到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宁绍特委，迅速地把大会精神和斗争任务传达、布置到各县党组织。两个月之后，即1939年10月中旬，接省委通知:令杨思一和我立即到省委在金华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集合，将赴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迅即安排了工作，告别了宁绍特委的同志，化装潜行，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在我们到来之前，刘英已经从丽水赶到这里。这是我第二次和刘英在一起。

　　我们在金华住了四五天。离开金华之前，为了沿途安全和保密，我们按照省委通知，把原来用作掩护的证件和衣物统统交给省委保管。以刘英为首的九位代表都换上了新四军的军装，准备作为新四军的工作人员，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亦即中共中央东南局机关)报到。出发的前一天，刘英为了了解文化界的情况和安排工作，还挤出时间去看望了当时在金华的邵荃麟和葛琴，他们俩人是以作家和文化人的身份在这里坚持党的工作的。当时刘英要我们同他一起去。杨思一和我已经在秘密机关里憋了几天，也想在离浙之际，看看金华的市容，至少我是这样想的，因此我们(还有其他两位同志)欣然与刘英同行。刘英穿的是高级军官料子军服，背三角皮带，系着佩剑(国民党叫“军人魂”)，脚登黑色皮靴，后跟上还套着铮亮的“马刺”，这一身合体的打扮，使他俨然成了一位威武的高级将领。跟在后面的我们数人，当然就成为军装笔挺，步伐矫健的随员了。原来去邵荃麟住处，必须经过国民党驻军一个司令部，门口站着双岗。当我们随刘英经过这个司令部门口时，哨兵立即向刘英立正、敬礼；刘英很熟练地随手还礼，从容地走过门口。当初刚出门走到街上时，我感到刘英今天有些冒险，或者是大意，怎么自己去看邵荃麟，也邀我们一起走走呢？一群人，目标很大，行动不便。回来时我才明白，原来刘英邀我们同行正是为了掩护自己的行动。因为既然打扮成一位高级将领，单身在街上走动是不相称的，而后面跟随着一帮随从，才是正常的、适宜的。国民党的特务和大兵们，怎么会知道这就是他们曾经悬赏通缉的共军首领和现在中共浙江省委的主要负责人。

　　第二天，刘英率领我们八人(即张麒麟、郑丹甫、杨思一、林一心、林辉山、孙绍奎、刘发羡和我)，在两位新四军干部的护送下，离开金华，乘公交汽车奔赴皖南。途中几天的买票、验证、宿店、吃饭，都是新四军的护送干部安排的。三四天后，我们到达军部设在皖南岩寺的兵站，这就等于回到了自己家里，得到了一个整晚安定的休息。兵站站长是认识刘英的，招待十分热情，并立即与军部通话，报告了刘英安全到达的消息。翌日清晨，兵站派专车(军用卡车)送我们继续赶路。出发时，站长亲自告诉司机：“要一路小心，保证安全。”下午，我们顺利到达了目的地——皖南新四军军部。这是1939年10月底或11月初的事情。

　　我们住在军部招待所里。那是一幢小小的民房，中间是过堂，两侧是卧室，刘英、杨思一等四人住一室，其余五人住一室。军部总务科通知招待所，我们九人的菜金，每人每天从8分增加到1角8分。这已经是很大的优待了。刘英与我们同吃同住，没有任何特殊待遇。如果有的话，就是他的床位靠着窗口，那里光线好一点；窗下有一张小板桌，可以在这里接待客人和写点东西。我们在军部仍是保密的，招待员不知道我们是谁，只从增加菜金中知道我们是军部首长的客人。

　　刘英在军部招待所期间，袁国平、周子昆、曾山等领导人曾来这里看望，但是来得次数最多的是项英。项英一来，总是同刘英倾心长谈，有时一坐就是几小时。出于秘密工作的需要，我们从不打听他们交谈的内容。项英在谈话中笑声很高，这对于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只能低声细语的地下工作者来说，很不习惯，所以只要听到对面房间里传出爽朗的笑声，我们就知道项英又来看望刘英了。

　　根据军部的要求，刘英在这里改定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总结》(应为《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一文，交给孙绍奎和我誊抄清楚。我俩每人每天抄写七八千字，足足抄了一个星期。当时曾听说此文将发表在新四军的机关刊物《抗敌》杂志上，不知道后来是否发表了。

　　我们在军部住了一两周以后，项英亲自出面，袁国平、周子昆等作陪，宴请了刘英和闽浙两省到达军部的“七大”代表。席间，项英和袁国平讲了话，他们高度评价了闽浙边三年游击战争和当前浙江党的工作。袁国平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到刘英是中共中央东南局所属各省的模范省委书记。

　　又过了一二周，当我们正在期待出发通知的时候，项英向刘英传达了党中央发来的电示，大意是：国内时局恶化，蒋介石加紧反共，刘英应返回浙江，坚持斗争。接着，刘英与项英商定:代表中的处属特委书记张麒麟、台属特委书记郑丹甫和宁绍特委书记杨思一，随刘英一起回浙江坚持工作；其余五人，由金衢特委书记林一心负责，率领林辉山、刘发羡、孙绍奎和我，代表浙江党组织去延安参加“七大”。不久，我们即从军部获知山西发生晋南事变、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被抄、全国性反共高潮到来的消息。这说明中央作出刘英回浙的决定是必要的、正确的。最初，中央因为要了解闽浙边三年游击战争情况和抗战以来浙江党组织的工作，所以指定刘英亲去中央参加会议；现在因时局逆转，为了要坚持浙江斗争，重新决定刘英不去延安，返回浙江。这一来一回，都说明中央对刘英的信任和重托。我们见到刘英对中央的决定愉快地接受，毫无难色，而且立即就地与各特委负责同志研究回浙江后的工作。

　　当时，刘英曾与项英研究决定：为了应付时局突变，避免损失，把浙江各地面目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撤退到新四军工作。这一决定对保存浙江党的干部，起了良好的作用。

　　刘英要回去了，我请他给我写几句临别赠言，以留作纪念。刘英在我的《生活日记》扉页上，以刚劲的笔法题写:“廷斋同志:你是朝气蓬勃、年青有为的共产党员，望你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人类最壮丽的事业终身奋斗！”在另一页上，又题写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习、学习、再学习”。后来，我在这本《生活日记》中，又记上了刘少奇初到华中时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干部会上的报告，题目是《从华北的经验看华中的工作》，还记上了各根据地领导同志给我们所做的报告的记录。后来，在一年的长途行军和四年多的延安学习生活中，这本《生活日记》经过雨淋汗沁，风吹日晒，已是封面剥落，装订松散了，但我始终爱如珍宝，带在身边，直到1945年8月我们离开延安的前几天，才交给了组织。因为当时中央决定我们浙江的5位同志仍回到日寇和国民党统治下的闽浙赣边区开辟工作，不宜带着这类东西。

　　我们在招待所居住期间，军部曾给我们发了新的灰色棉布军大衣,我因已有一件西式呢子大衣，所以未领。刘英要回去了，为了化装，他想用自己的新棉大衣掉换我的旧呢大衣，于是请杨思一征得我的同意。这使我很感动，他为这点区区小事，竟如此公私分明，平等待人。

　　在最后分别时，刘英还专门把我们几位去延安的同志找来开了个会，嘱咐我们：要尊重林一心的领导；要做到团结一致，互相帮助，互相照顾；要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团结外省的同志，不要给各省党代表以不好影响；要努力学习，提高自己，完成党所赋予的光荣任务。刘英的临别嘱咐，我们5位同志确实是牢记在心头的。在一年多的敌后行军生活中和四年多的中央党校学习生活中，我们都是同生死、共患难、互相帮助、团结友爱的；直到“七大”以后离开延安，奔向敌后，旋又奉命转赴东北，始终如此，应该说，我们5位同志是实践了刘英对我们的嘱咐和教育的。

　　我记得刘英等是1939年11月底或12月初离开军部的，他们走后不久,我们即从军部搬到当时东南局驻地丁家山居住。1940年1月中，东南局派部队护送我们北上，1月28日晚偷渡长江，然后转入敌后，经过华中、华北各抗日根据地。12月16日胜利到达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从1941年1月开始，我们5位同志断断续续地向陈云和中央组织部汇报了浙江党的建设和各方面的工作(我们详细地汇报了浙南、金衢、宁绍三个特委的具体情况，并写了书面报告，也汇报了以刘英为首的浙江省委组成人员情况和其他几个特委的主要负责人情况)。在汇报结束时，陈云向我们指出：“看来浙江党是好的，党的领导掌握在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老同志手里。”这就是当时党中央对浙江党组织和刘英的评语。

　　1941年1月21日和22日，党中央公布了皖南事变的消息。这使我们浸沉在万分焦急和沉痛中，想念军部八省健儿，竟遭此浩劫；也想到其中一定包括着新近从浙江调到军部工作的很多同志。联想到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捕杀，必将祸及祖国的东南半壁，坚持家乡白区斗争的同志们，将处在更加艰苦残酷的斗争环境里。我们曾日夜为刘英等领导同志和战友们的安危担心。但是相隔千山万水，听不到任何具体的消息！

　　1942年夏天，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在中央党校做了时事报告，其中讲到：刘英被国民党抓去，他英勇斗争、坚贞不屈，已遭反动派杀害，壮烈牺牲！我们听到这不幸的消息，真是坐立不安、悲愤交集：国民党反动派欠我们的血债中又增加了这重大的一笔。血债是必须以血来还的。

　　1945年6月初，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进入到酝酿选举新的党中央委员会这一议程。在华中代表团的全体会议上，代表团团长陈毅提议推荐几位在华中工作的领导同志作为新的中央委员候选人。这时陈毅激昂地说:“如果刘英健在，我将力保他作为新的中央委员候选人。”可见，虽然刘英牺牲已3年了，但陈毅还牢记着他对党的贡献和想念着他的优秀品质！　(1982年8月)

（来源：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