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跃

　　1939年7月，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我是浙南代表团团长，也是大会主席团的成员。这次省党代表大会召开的目的主要是选举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新的省委委员；总结抗战以来浙江党的工作并确定今后全省党的任务。

　　浙江临时省委是1938年5月经过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东南分局决定，在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基础上成立的。1938年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临时省委转为浙江省委。在浙江省委成立之前，1937年冬至1938年春，浙江党的组织有好几个系统:首先是闽浙边临时省委所领导的党组织，规模最大，党员人数最多，而且拥有武装力量和根据地；其次是以徐洁身、邢子陶为主的浙江临委和以顾玉良为主的浙江工委；还有由上海回乡工作的党员所组织的回乡工作团；此外，同济大学的党支部也单独在金华、丽水活动过一段时间。浙江临时省委成立之后，这几方面的力量都在省委领导之下统一起来了。

　　浙江临时省委第一次会议是1938年5月7日在平阳县北港区凤卧乡玉青岩村召开的。参加会议的委员有刘英、顾玉良、汪光焕、龙跃和林辉山共5人。谢文清和陈昌会两位委员未曾赶上，没有参加，会议精神是过后几天我向他们传达的。会上确定了委员的分工，除书记经长江局和东南分局指定为刘英外，组织部长谢文清，宣传部长汪光焕，统战部长刘英兼，青年部长龙跃，后为赖大超。全省成立5个特委和1个中心县委，即：浙南特委(书记龙跃)，处属特委(书记张麒麟)，台属特委(书记宿士平，后为郑丹甫)，宁绍特委(书记顾玉良，后为杨思一)，金衢特委(书记汪光焕，后为林一心)，温州中心县委(书记黄先河,该中心县委于1938年10月撤销)。稍后又成立了浙西特委(书记顾玉良)。浙西是抗日前线，又与苏皖接壤，浙西特委归东南分局和浙江省委双重领导，以东南分局领导为主。1938年9月浙江临时省委转为正式省委时，省委委员又增加了赖大超，他是早些时候由东南分局派来担任省委青年部长的。

　　浙江省委成立后，省委机关于1938年5月12日由浙南游击区迁人温州，依靠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为掩护，领导全省工作。1938年10月10日新四军驻温通讯处被国民党温台防守司令部查封后，省委机关转人地下秘密活动。1939年2、3月间，省委由温州秘密迁往丽水，在那里一直活动到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才又搬回温州。

　　抗战初期，浙江的形势很好，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党的组织也发展很快。浙江形势好的原因，一是党在浙江有基础，主要是浙江南部有两块革命根据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我们与国民党和平谈判达成协议后，党在浙南城乡取得公开合法和半公开合法的地位；后来，新四军又在浙江建立了公开机构。因此我党我军在浙江各界人民中影响很大，威信很高。二是浙江广大人民特别是工人、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其中主要又是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历来受革命的影响较深，政治觉悟也较高。上海、南京和腾讯体育相继沦陷后，浙江处于日寇侵略的直接威胁之下，朝不保夕，因此，抗日救亡，保卫祖国，保卫家乡，成了浙江各界人民的共同要求和行动。三是在抗日战争开始后，党中央长江局、东南分局和上海地下党派遣和介绍了一大批党员干部来浙江或回浙江工作；同时上海、腾讯体育一批大专院校内迁时，也留下了少数党员和一批党外的积极分子在浙江工作。所以，当时浙江党内的干部比较多，而且分布在全省各地和各个方面，起了领导核心作用。四是京、沪、杭陷落后，一批工人和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从上海、无锡、腾讯体育、嘉兴等地辗转来到富春江以南以及金华、丽水等地，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其中不少人参加了党,成了党的干部。五是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带了一批桂系骨干来到浙江，自称“学习第二战区阎锡山和共产党协作抗日的经验”，公布了一批比较进步的法令和建立了政治工作队等，这些，也有利于抗日救亡运动和我党工作的开展。

　　经过近两年来的努力，浙江有55个县建立了党的县委或工委，没有建立县委和工委的县，也有党的支部或党员在那里起作用，全省发展党员达2万余人。

　　在群众运动方面，工、农、青、妇和文化教育界都相当普遍地建立了各自的救亡团体。1938年1月初，兰溪县我党党员邵惠群上书黄绍竑，建议他发动民众抗日救亡，在兰溪建立政治工作队(简称政工队)，归县长直接领导，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战形势、组织各种社团、发动抗日救亡运动。黄绍竑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于1月下旬亲自到兰溪参加了兰溪县政工队的成立大会，产生了浙江省的第一个政工队。然后，黄绍竑又下令推广。因此全省各县都建立了政工队。我们派遣了一批党员加入政工队，并动员了大批优秀知识青年参加进去，因此，大部分政工队的领导权掌握在我们手里。黄绍竑公布的《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也比较进步，其中有“动员全省民众，参加抗战”，“澄清吏治，铲除贪污”以及“减轻地租，改善贫民生活”等内容。这样，我们搞公开斗争就有了合法的依据。还有各县的民众教育馆，也是我们开展群众工作的阵地。我们利用这些合法组织，深人农村，动员和组织群众建立农会、农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等，领导农民推行“二五减租”，开展反对贪官污吏和改选乡、保、甲长等的斗争，打击了农村中的封建势力。

　　统一战线工作，也获得了较好的成绩。主要是与黄绍紘合作得比较好。黄绍竑1937年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在山西对日作战，受到我党和八路军的影响，表现比较进步。但他主要的是想利用全民抗战和国共合作的机会，在浙江发展他自己的势力，他带来的广西骨干中有些人也比较进步，以后又用了一些浙江当地的开明人士。我们的统战工作，首先就是争取这些人。我们用各种方式同他们合作，有的由省委指派专人跟他们联系，更主要的是派遣党员到他们那里去工作，通过党员的作用，和他们建立统战关系，以便打开工作局面。据我所知，抗战初期浙江统战工作搞得最好的，是国民党省政府的建设厅系统和丽水地区。那时丽水是浙江的抗战后方，国民党省政府许多机关都搬在丽水城区及其附近的碧湖、大港头等地。建设厅也在丽水，其下设有物产调整处与木炭、桐油、茶叶等贸易公司。建设厅长伍廷飏是黄绍竑的得力骨干，他容纳了一批共产党员如张锡昌、骆耕漠、曾涛、陈虞荪、汪海粟等在物产调整处工作。还有一批党员担任了乡村建设指导员，分配在丽水地区各县工作。1938年黄绍竑将龙泉、云和、遂昌三县作为经济建设实验区，委派三位进步人士去当县长(龙泉为唐巽泽，云和为潘一尘，遂昌为陈希澄)，实行了一些民主措施，吸收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在县、区政府担任较重要的职务。如龙泉县教育科长邵荃麟、政训室主任张三扬，编审室主任葛琴(他们三人于1938年冬离开)，民教馆长舒文，民众剧场主任王灿，政工队正、副队长俞坚和杜大公等，都是共产党员。云和与遂昌也有一批共产党员在县、区、乡担任公开工作，如现在华东师大的施平和国务院国防工办计划局的陈平，就在云和县政府担任过科长和技士。

　　当时这三县的工作搞得很活跃。1939年10月黄绍竑又委托进步人士余森文担任丽水专员。余森文间接或直接掩护过我们党的活动。可惜当时我们还缺乏经验，党的活动过于突出，引起了CC派人物的注目，他们把物产调整处称为“共产调整处”，说龙泉县成了“苏区”。后来环境逆转，上面这些同志只好转移了。其他地区的统战工作也搞得不错，以金华地区的义乌县为例，1938年上半年，义乌县由当地我党有威望的老党员吴璋出来组织了县政工队，安排了一批党员在政工队工作，完全掌握了政工队的领导权。1938年末，黄绍竑指派当地知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吴山民担任义乌县县长，对我们也很有利。吴山民是吴璋的知交，他向吴璋请教，要求吴璋替他出主意，解决干部问题。吴山民表示愿意让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参加政府工作，不加歧视，不强迫他们加入国民党。因此，我党派了一批干部帮助他上任。如县政府秘书、军事科长、兵役科长、自卫中队长、分队长和指导员都是我党党员。县政府的工作，凡比较重要的，吴山民都和我党党员吴璋、华延陵商量决定。他们三人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国共合作的领导核心。因此，人们称义乌县政府为“统一战线政权”。1942年日军侵占浙赣铁路后，义乌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吴山民也参加了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和统战工作的开展，在文化工作方面也打开了局面。从1938年到1940年冬，很多文化教育机关和文化人云集金华，这里成了浙江的文化中心。在金华出版的报刊很多，除国民党主办的《东南日报》《正报》和《大风》周刊外，有不少刊物是由我党领导或在我党的影响下出版的，如：由邵荃麟、葛琴、郑洪范主编、由严北溟负责出版的《浙江潮》，由胳耕漠主编的《东南战线》，由涂峰主编的《青年团结》，由贵婉兰负责编辑出版的《浙江妇女》，由陈怀白、杭苇负责出版的《浙江儿童》等。1938年上半年，在国内有影响的新知书店桂林总店派党员吴顾琪来浙江，首先在金华开设了新知书店金华分店，接着在丽水、温州、台州、宁波、绍兴等地都开设了分店，出售抗战书报、左翼文艺、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革命书刊。党内文艺界前辈冯雪峰抗战初期也在浙江做过一段时间的文艺和统战工作。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在上述情况下，根据党中央关于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通知以及东南局的指示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党中央原来是打算在1940年召开的，所以，浙江省委要在1939年7月选好出席“七大”的代表。在这以前，大部分特委都召开了党代表大会，选举了出席省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浙江省党代表大会于1939年7月21日至30日在平阳县凤卧乡的冠尖和马头岗召开。开幕式、闭幕式以及刘英同志的政治报告和一次大会发言，是在冠尖进行的；小组会、两次大会发言及选举是在马头岗进行的。出席代表有25名。计省委机关5名：刘英、薛尚实、汪光焕、吴毓、丁魁梅；浙南7名：龙跃、林辉山、郑海啸、陈平、孙经邃、孙绍奎、刘发羡；处属3名：张麒麟、周源、傅振军；台属3名：郑丹甫、周义群、林尧；宁绍3名：杨思一、高子清、谢廷斋；金衢3名：林一心、王明扬、何霖；浙西1名：顾玉良。此外，省委机关干部程为昭，浙南干部胡景緘、陈碧如、陈辉、杨雅欣、郑竟成、郭道款、郑贤塘等列席了大会。正式代表加列席的共30余人。参加闭幕式的人则更多，浙南特委和平阳县委两机关的一些干部以及所在地的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也都参加了。平阳县委民运部长叶廷鹏也参加了闭幕大会，并以来宾身份发表自由演说，讲了1931年他在平阳鳌峰小学当炊事员时与改组派作斗争的情形，说得慷慨激昂。大会秘书处工作人员有刘清扬和邢子陶。

　　大会开幕时，一致选举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项英、曾山等为党代表大会名誉主席。一致选举刘英、薛尚实、汪光焕、龙跃、张麒麟、顾玉良、郑丹甫、杨思一、林一心、林辉山等组成大会主席团。

　　省委书记刘英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做了政治报告和提交了两年来浙江工作的书面总结。各特区的代表团团长多数在大会上作了工作汇报，只有金衢和浙西两个特区因工作保密关系，他们没有在大会上汇报，大会最后通过了《目前形势和浙江党的任务的决议》以及《告浙江全省同胞书》等文件。《目前形势和浙江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进犯的形势下，浙江的形势正在急剧变化着，将由抗战第一阶段的辅助地位变为主要地位。因此，对浙江全党和浙江人民提出了七条任务，这就是：

　　一、加紧全民动员，武装保卫沿海，保卫浙江，打退敌人的进犯。

　　二、加紧统一战线工作，克服磨擦，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加紧国民精神总动员，提高民族意识与抗战意志，克服悲观动摇，反对投降妥协；

　　四、争取省、县参议会，扩大民主，促进基层民主设施，推进民主政治；

　　五、实施对敌经济封锁,发展自给自足经济；

　　六、增强战时生产，改善民众生活，救济难民、饥民及失业、失学青年；

　　七、动员与组织广大工、农、青、妇，发展民众团体，扩大群众运动，积极参加各种抗战工作。

　　决议指出：要深人到各县、各区、各产业、各群众团体中去，大量发展党员，吸收产业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入党，健全支部生活，加强支部教育；要有计划地培养地方干部、军事干部和各种专门人才，并加强对干部的政治、理论教育，提倡党员干部学习军事；要严防汉奸、国民党特务和亲日派混入党的组织，提高党员的政治工作警惕性，正确区分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的界线并加强两者之间的联系，清洗政治面目不清的分子出党，以保卫党的纯洁性。此外，小组会上还讨论了几个专门问题，如什么叫“左”“右”倾机会主义，如何正确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什么是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界线以及如何加强两者之间的联系等。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了出席“七大”的代表:刘英、龙跃、张麒麟、郑丹甫、杨思一、林一心、丁魁梅、林辉山、孙绍奎、刘发羡等10位同志，谢廷斋为候补代表。

　　大会又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了刘英、薛尚实、汪光焕、龙跃、张麒麟、郑丹甫、林辉山等7位同志为省委委员，杨思一、林一心为省委候补委员。刘英、薛尚实、汪光焕为省委常委。刘英为书记，薛尚实为组织部长，汪光焕为宣传部长，统战部长仍由刘英兼任。顾玉良原来是省委委员，东南局意见，浙西特委今后归东南局领导，顾玉良不再参加浙江省委，因此代表大会就没有选举顾玉良为省委委员了。1940年冬(应为1939年冬)，薛尚实调东南局后，他的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职务，由龙跃继任。

　　代表大会闭幕后，省委常委经过酝酿，考虑到主要干部很多都到延安开会去了，怕影响工作，特别是怕影响浙南基本地区的工作，因此决定将龙跃留下，由龙跃配合薛尚实主持和照顾省委与基本地区两方面的工作。丁魁梅因怀孕不能去延安，决定由侯补代表谢廷斋补上。代表团在团长刘英的率领下于1939年9月17日(应为1939年10月17日)从丽水动身去东南局集中。代表团到了皖南后，接到毛主席的电报，谓时局正在逆转，刘英不能离开浙江。因此，刘英在征得东南局同意后，又与代表团中的3个特委书记：张麒麟、郑丹甫、杨思——起回到浙江。出席“七大”代表由金衢特委书记林一心率领前往延安，同去的代表有林辉山、孙绍奎、刘发羡和谢廷斋。

　　1940年形势逆转后，浙江各地一些公开工作、暴露了身份的党员干部都陆续向皖南撤退了。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有的特委的机构、辖区作了变动：金衢特委分为金属特委(书记王明扬，后为朱维善，朱被捕后由陈雨笠代理)和衢属特委(书记张贵卿)；宁绍特委分为宁属特委(书记高子清)和绍属特委(书记杨思一)；处属地区的基本地区改为闽浙边委(书记张麒麟，张牺牲后，由宣恩金代理)，原所属的丽水中心县委(书记顾春林，1942年2月后为傅振军)归省委直接领导。

　　1941年4月，浙江省委接到毛主席的电报，谓浙江代表已顺利到达延安，请浙江省委放心。毛主席于1939年电令刘英不要离开浙江；代表团到达延安后，又拍电报来，可见党中央、毛主席对浙江非常重视。代表们在路上走了15个月，也是够辛苦的了。

　　省党代表大会结束后，我们及时的向各级党的组织进行了传达,并组织干部学习讨论，贯彻执行。(节录自龙跃：《坚持浙南十四年》，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